第九章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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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坐在他对面。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。这种话,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;这种话,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。

“聩,你看,”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,“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,还借口毛主席说的,入要劳逸结合。现在,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,而是为我所用,搞实用主义唼,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。可你搞,性质就不一样罗……”

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,下面的话,我没有听进去。只是象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,惊惧地‘望着他。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,怎么会传到这里,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?那么,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,难道也……

“你不要以为你聪明,”刘俊说,“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。是你自己坦白呢?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?……”

“不要急嘛,”军代表一抬手,用教训的口吻说,“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。石在,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班吗?”他抿了一口茶,“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,是有影响的人嘛。我们是讲政策的,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,不错,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,是不是?这个你总要承认吧。叫你来学习班,是对你的关怀嘛,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?嗯?”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,严峻地望着我。

李商隐《无题》

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,武装连召开对“阶级敌人”的批斗大会。一早,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。菜窖的后窗洞旁,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——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,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!”

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。这是个面孔自皙、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,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。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,在惊慌的一瞬间,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。

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,正如她说的,有军代表在场,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。不过,就在他们按我的头,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,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。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,竟疼得叫唤起来,顺势倒在地上。

“您看看,军代表”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,“真投办法!这些人,就是这么耍死狗,动也没动他……?”

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!这象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阴郁的心照亮了。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,只是纠缠在政治身分上呢?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。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,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习气得到了满足。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霎那,我领悟到:我的怨恨、怀疑、痛苦,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,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,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,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“的摧残,作为一种阶级仇恨,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。这时,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,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,惭愧地低下头去。

“这个班长是什么人?”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,便侧过头问刘俊。

“一个女战士,”刘俊欠了欠身子,“很勇敢的,路线觉悟也很高,立过二等功的。”他又转向我,把那沓自纸一拍。”你的事多啦,都在这上面,你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,坦自从宽,抗拒从严……”

完了他的表情和口气都证明我果真落入了圈套。我的神经痉挛起来,再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、推理、判断了;她曾给我的关怀、安慰、抚爱,我们昨夜如焚的炽情融合在一起燃起的腾腾烈焰,全如一阵青烟似地飘散了。我象被逼到洞穴深处的野兔,只是疲乏地、绝望地喘着气。

“干了什么坏事,‘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,”军代表说,“人不怕犯错误,犯了错误能改,还是好同志嘛……”啊,生命史中的这一刻,我是决不愿回顾的。现在一想到它,我就要恶心,要窒息。我并没有挨打,我想如果真打了我,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。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,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。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,和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。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。这种观念,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,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。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,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,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,也承认自己的无权;他们安予自己卑微的地位,甘于逆来顺受,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。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。现在,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,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,同时,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,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;生的欲望,保护自己的本能,受了欺骗后的激愤,对信念虔诚的悔悟,对爱情彻底的绝望……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,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象挤牙膏似的把她替我发信,给我送吃的、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。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,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,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郝条线而已。”胡说!刘俊却把桌子一拍,打断我的话。“你诬陷好人!好哇你……”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,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,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“押下去!先押下去!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……”,

“怎么哪?李方吾。”军代表敲了敲桌子。”我已经打过招呼了:要文斗,不要武斗。群众又没有打你,你这样就不好了。群众运动嘛,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?就要叫唤了?……”下面,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。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,眼睛向两边窥视,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。

批斗告一段落,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,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;牢门锁上后,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:“看到没有?看到没有?”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,“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一一图钉。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……”

“妈妈的!”小顺子骂道,“找军代表去,告那些biao子养的!”

“哼!我才不告哩!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。”他冷笑一声,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,“老实说,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;就是知道了,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?”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,踱了一圈,在我铺上坐下,“从刚刚的批斗看来,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,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,没有在意。你可要记住,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。老实说,这里就你最幼稚,最书生气……”

下午,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,说是军代表要和**对象个别谈话,第一个叫韵就是我。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,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凰着他。他捧着茶杯,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。“怎么样?石在。”他带着失望的表情,用惋惜的语气问道,“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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